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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父亲的记忆碎片
——父亲节的怀念
父亲
去世那年,我22岁。其实,在我10岁那年,父亲就去了青海。那个时候,他一年回家一次,他呆的地方连任何一张地图上都没有,不是因为小,而是为了保密。
为父亲画的肖像
当然,现在可以说了,那个地方叫海晏,现在是青海省海北州府所在地。但是,那个时候,父亲的单位就是一个数字:221厂。
这是中国的原子弹研制基地。
别看地名中有海,但是,这里却是茫茫草原。人烟稀少,气候恶劣,供应艰苦。父亲的38岁到50岁,就生活在这个地方,远离北京,远离家人的地方。
事实上,他的生命就在即将刻上50岁年轮的时候,戛然而止。
父亲是常州人,没有上过几年学,但是,在我的记忆里,他是一个有文化的人,现在还能记起来,他的小笔记本上,是娟秀漂亮的钢笔字。他的字和他一样,给人以温润的感觉。
如果说,现在有人要我用两个字来形容父亲,我也许选择的就是温润。
父亲和我
其实,对于一个从小就到上海的工厂里做工的工人来说,温润这两个字显得有点奢侈。但是,现在回忆起43年前离我而去的父亲,我残存的记忆里,当真就是这两个字。
如果说,母亲是个脾气急躁的人,常常发火甚至动手,父亲却是似乎一句重话也没有说过我们。记忆里,他总是微笑着,出差回来给我们带各地的吃食,然后,笑眯眯地看着我们四个孩子认真地分配食物,认真地吃自己的那一份,吃得快的,再眼巴巴地盯着那些还没有吃完的食物。
我家的生活一直是不错的,虽然有四个孩子需要养活。
主要原因是父亲的收入高。
记得父亲是不吃肉皮的,每次吃红烧肉都把肉皮扔在一边,哪怕是三年困难时期也是这样。影响得我到现在也不吃肉皮。
还记得那时候夏天买西瓜,不是一个一个买,而是一担一担一买十几个,放在写字台下面慢慢杀了吃。
前几年我去种牙,北医口腔的邱主任说,看得出来,你三到七岁的时候营养很好。
我不由得想,父亲的功劳啊!
而父亲的收入高,主要原因是他的技术高。
父亲是电焊工人。再我很小的时候,我就知道他是八级电焊工,后来成为了工人出身的电焊技师。
1958年为了生产中国第一辆汽车,国家有关部门抽调他离开了家乡的著名工厂戚墅堰机车车辆厂,到了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的车身车间。
一年后他离开时,车身车间的同事们送了他一本影集,不少人签了名。影集里小小的黑白照片记录了他那个时候的生活。
接着,为了制造我国第一枚原子弹,他又被抽调到了北京,一年多以后,我们全家都获得了北京户口,成了北京人。但是,这时候,父亲又走了,他去了青海。
我母亲去世以后,我们把母亲的骨灰和父亲的一些遗物葬在一起(父亲的骨灰葬在常州),在北京的北郊买了一块墓地。在写墓碑时,我突然想到,火车头、汽车、原子弹,这些带有典型男人色彩的名词,都浓缩在这父亲短短的一生中了!
当然,在这块墓碑上,我特意写上了父母的籍贯--常州。
因为这是他们常常挂在嘴边的地名。
我的父亲殁于1974年,当时他还没有到50周岁。
父亲在我的记忆里,印象很淡。因为接触的不多,特别是在我记事之后,与他聚少离多。应当是在1959年前后,他离开了老家常州的戚墅堰机车车辆厂,到北京工作。
当时我还没有上小学。1959年,母亲带我到北京探亲,好像是住在一个叫马神庙的地方。留下的印象不多了,只是记得在父亲单位的食堂吃窝头,觉得很好吃。那是因为老家没有这种吃食,很新鲜。现在想来,那时我们的国家刚刚开始三年自然灾害,窝头的好吃已经预示灾难的来临。当然,人祸的问题当时想也不敢想。
父亲的工作很神秘,后来我才知道,他是为我国生产原子弹而工作。 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举国欢腾,只有我们住的大院冷冷清清,据说是为了保密,所以让所有的参与者作出与己无关状。而我们的院子里,住着朱光亚、邓稼先、王淦昌等一流的核物理专家。
这是40多年前的事情了,现在听起来,笑话一样。
1961年,为了解决父亲和母亲的两地分居,我们全家搬到北京。我记得,我们住在北郊的花园路,现在,这是非常热闹的地方了,但在那时,马路还是石头子铺的。
但是,一个工人技师,也能分配到一套漂亮的住宅,隔壁就是两弹元勋朱光亚的家,我家的阳台和他家的阳台是一堵墙分开的。
我和父亲又一段短暂的一起生活。
但是没过几天,父亲又调到了青海基地,我国的第一颗原子弹,其实就诞生于这个基地。
我又和父亲分开了。每年只有一次相聚。
关键的时候,父亲还是在提调着我。1965年,我考初中,当时我算是好学生,所在的小学得到了一个名额报考北京外国语学院附属外国语学校,挑中了我。我有些犹豫,不想学外语。父亲支持我去试试,他的观点是,哪怕是增加一次考场经验呢,也要试试。考试结果我被录取了,当时全市统考还没开始,我想再考一次,换个学校上,父亲劝我还是上这个学校,说外语肯定是越来越重要的学问。
我非常感谢父亲的提示,在这所学校里,我受到了极好的教育。
父亲在青海基地工作了许多年。我听说,那个地方很苦,高原反应叫很多人受不了,吃的东西大都要从内地运去。但是我从父亲脸上看不到这些,每次回家,他好像都背着一个相当破的军用挎包,从挎包里掏出一叠叠的钱给母亲。
我知道,因为工作条件艰苦,又是国家非常重视的项目,他的工资非常高,每个月有180多元。相比于那时候普遍工资只有四五十元来说,这是一笔巨款。
这些钱都是父亲省出来的,也可以说,是父亲的血汗换来的。
记得父亲有一次回北京探亲时和我聊天,说,咱们家存够500元钱就不再存了。
500元,那时候是天文数字。
省吃俭用是父亲的传统。
我的父亲出生在一个十分贫苦的家庭,从小被过继到自己的叔叔家。在很小的时候,就到工厂去作工,由于聪明,手艺不错,尤其是电焊的手艺,很早就成为了工人中提拔的技师。他挣的钱从来不乱花,攒起来,在1949年他25岁的时候,就在老家乡下盖起了一座二层小楼,这是村里的第一座楼房。记得那年我带妻回老家,她对一个工人靠工资盖起这么一座楼房赞叹不已。
而在原子弹基地,不单用手艺和勤俭,有时要用命。
特别是到了1966年,那场动乱搅乱了我们的正常生活。我的大姐大学毕业到了黑龙江富裕县农场劳动,二姐到了天津小站的农场,哥哥到了陕西蔡家坡的三线工厂,我当兵到了山东。母亲留在北京,父亲还是在青海基地,远离亲人的他,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后来我听说,虽然他不是当权派,但是因为点子多,在文革中的派性斗争中被称为“老狐狸”。
我在连队当过一段时间文书,偷偷看过自己的档案,因为当兵要外调我的父亲,档案上对他的评价很负面。
我也不知道自己是怎样混入部队的。
我现在很难想像,一个丈夫,一个父亲,远离自己的妻子儿女,在无穷的政治运动中挣扎,在孤苦的日子里煎熬,到底是什么滋味。
但是,我不记得父亲对我们说过一点点他的苦恼和忧伤。
1974年的春天,我从部队回北京探亲,看到了同时回北京探亲的父亲,感觉他老了,脸上的笑容中多了些苦涩。十几年孤身一人在原子弹基地,还要经受各种磨难,就算是铁人也会生锈的。
这年过了五一节不久,我在部队突然接到了母亲的通知,父亲癌症晚期,住进了北医三院,让我火速回去。
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父亲刚刚49岁!父亲刚刚健康地和我见过!父亲五一节还在青海高原上踢过足球!
回到北京,我看到的是事实。父亲已经病得变了形,浑身发黄,已经没有了说话的力气。
记得父亲对我们每个子女都是和颜悦色,单单对母亲态度恶劣,没有好话,也没有好脸色。母亲对我说,她了解父亲的心,是知道自己不久人世,希望母亲在最后的日子里记恨自己,省得自己的死给母亲带来太多的痛苦。
当时不知道父亲为什么会突然得了癌症,后来知道,原子弹的核废料要装进铁罐处理,而铁罐要焊起来,本来不是父亲的工作,但是因为没有人干,父亲又是电焊方面的专家,他就自己上了。这一上,就是用了自己的命。
后来我回常州,见到了他当时的一个徒弟,他对我说,你父亲傻啊,我们都知道危险,都不上去,你父亲就自己上去了!
命运就这样给他写了一个句号。
我们不甘心,不甘心哪!到处找偏方,到处找大夫,甚至用了迷信的手段,用一只乌龟在父亲的腹部爬,说是可以用乌龟把癌细胞带走,结果都无济于事。记得有一次,说要用天然牛黄治病,好容易托人找到了,有人带到北京来。一天,我在离家几里远的地方办事,突然一个陌生人问我,塔院一号怎么走?这是我的家,我问他,找谁?他说,给一个病人送牛黄。当时我一阵欣喜,认为是上天发出了父亲有救的信号。
我的探亲假到期了,回到了部队。每天在忐忑中度过,因为,已经预感到回天乏力,但是又心存侥幸。
全家福
9月29日,记得济南是个雨天,接到了家里的噩耗,父亲终于走了。
虽然意料之中,但还是心存侥幸。战友周建中送我到车站,我不知多少次问他:是不是家里在骗我?也许我到家时,父亲已经又站了起来!是不是?到底是不是啊?!
战友无语,一路无语。但是雨中默默行走的场景,刻在了我的脑海。
回到北京,我看到的,已经是父亲的遗体。他没有了语言,没有了体温,没有了眼神。而我,象是没有了感觉。
我没有号啕大哭,我的泪水是悄悄流出来的,但是我的痛苦是隐藏不住的。我的姐夫后来对我说,看到你哭,我们的泪水都止不住。
当然,这是一个儿子给父亲的泪水!
父亲的骨灰埋在了家乡的田头,是我去挖的墓穴,记得舅舅让我用红纸写下了“姜太公在此,百无禁忌”几个大字,我默默地挖出了父亲的新家。那时我22岁,我把父亲的骨灰盒小心翼翼地放入墓穴时,我的想法是,父亲的生命,一定是在我的身上延续。
年少的我
最近,常州要修地铁,父亲盖的小楼要拆了,父亲的坟墓要拆迁,我们几个子女准备为他选择一个新的家。
其实,不少人曾经建议过我们,为父亲选择一块好的墓地。但是,我们觉得,我们兄妹四人都过着安定舒心的生活,这一定是父亲在天之灵庇佑着我们,所以,不愿意打扰他老人家。现在遇到了不可抗力,只得为他搬家。但是,这也是让这四十几年来家里增添的儿媳女婿孙儿孙女及重孙一代记住这位从未见过的长辈的契机。
父亲在世时,没有过过父亲节,我也没有对他有过多少亲昵,总是觉得自己是个男子汉,柔情不属于自己。现在后悔了,但是晚了。
父亲走了43年了,他在我心中淡淡的印象没有随着岁月消逝,反而越来越清晰。尤其是这样一个场景:我小时候他带我去澡堂洗澡,出澡堂时,为了怕我感冒,他总是要用手在我的脸上摩上一会儿,现在,我仿佛还能感受到他的手温。
我时时在想,如果他老人家仍然在世,我们的家庭会怎样?他会怎样爱抚我的儿女?他会给我什么教诲?
只是想,没有说,如果说出来,我的泪水也许会,不,一定会如泉涌出。
父亲,在天国保重!
父亲陈乐民:“休怨时光不我与,来年可是纵漫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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